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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夏，周作人和寺内寿一(日本陆军大将)的合照在香港的报纸上刊发后，文协便开除了周的会籍。抗战爆发后，友人纷纷劝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还是留在了沦陷的北平。同年8月，胡适从伦敦寄给周作人一封信，信中附白话诗一首，劝周南下、周作人亦回诗一首，诉说自己不南下的理由：“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周作人拒绝南下的理由为“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俞芳认为这是托词，鲁老太太根本不是他的负担，而当时八道湾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最小的是周作人女儿静子的两个孩子，“但是八个青壮年，带两个小孩子，问题应该是不大的”。周作人并非起始就有附逆之心，张铁荣在《周作人平议》中说：“北平沦陷后不久，据一位最后逃出虎穴的北大同学透露，一天，周作人从东安市场回家，路经北大二院，下车看看学校的情形，当时任翻译的日本人小林过来用日语打招呼，此人有一种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平日对教职员毫无礼貌，周作人给他一个冷面孔，毫不理会，昂首直入，小林立即改用中国话向周致意，并连连道歉，周作人还斥责了他对教职员语势之不当云云。”1939年元旦早晨，有人冒充学生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进门便抬手给了周一枪，子弹打中周腹部。刺客还打伤了当时在周家做客的周作人弟子沈启无，在逃走时，又打死了周家的一名车夫。子弹只是打在周毛衣的口子上，划伤了皮肤，但周坚持说子弹打进肚子里了。事后到医院做了检查，又在客厅找到了子弹，周才松了口气。但此后他却极为惶恐，同意由日本人派三名便衣警卫进驻其家中。出于安全考虑，他辞去了京郊燕京大学的教席，随后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职。周作人认为刺客是日本人，有人说是“抗日锄奸团”，也有人说是爱国青年学生，又有人说是周作人的侄儿周丰三因无法阻止伯父当汉奸而决定干脆刺杀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所为。但无论哪种说法，迄今都没有得到证实。周海婴记载，周作人对日本的态度越来越暧昧时，正上中学的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次子周丰三多次劝说他悬崖勒马，周作人并不理会。周丰三郁郁寡欢，最后竟以死相谏，但周作人仍不为所动。1941年，周作人出任伪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有总署督办等职务，文化界一片哗然。艾青说:“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我们！”依附日本人后，周作人大兴上木，翻盖了八道湾的住宅，卧室也完全改建成日式的榻榻米。家人过生日、过满月都要庆贺，终日车水马龙，宴席不断。八道湾苦雨斋原本是学子、教授推门即入，不拘形迹。当周成了伪督办，翻盖房子后，给朋友们发通知说，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时至六时会客。而逢着会客日，周家有好多官僚，于是朋友们便不大到苦雨斋了。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贺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周认为学生参加与否，无关宏旨，教育总署便按其意思通知各校。次日，各校照例放假，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安腾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人力劝才作罢。自此，各校有会必到，到必抢先，而周作人则再不敢管此类事情了。1941年4月，作人与钱稻荪等人赴日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据当时报纸报道：“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进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在任伪督办期间，周作人与重庆方面接触，曾多次找沈兼士“闲谈”。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受审时，国民政府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等人为其做证，称周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周作人一方面附和日本人的大东亚文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他的这种矛盾，触怒了日本人。任伪职期间，周作人曾对友人说：“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对于周作人出任伪职，林辰这样说：“周作人在担任伪职期间，志得意满。兴高采烈，他穿着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苏州宴饮游乐，在游南京玄武湖时，还写下了'疲车羸马招摇过，为吃干丝到后湖’这样的诗句。表现了他招摇过市、得意忘形的神情。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写了一篇《先母事略》，内有'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见主席等语，如果他当汉奸是迫不得已，如果还有一点羞耻心，则在关于老太太的事略里，是没有必要谈到他出任国府委员和赴南京谒见大汉奸汪精卫的，而他却津津乐道，引为光宠。他常用一颗闲章，文曰‘知惭愧’，事实说明，他是一个不知羞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