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nological（multiply）

文化交流和移民的种类的类型划分近些年有人提出一些建议,如爱利斯·姚(AliceYao)就汉文化进入中国西南的案例,区分了与外来势力接触的各种类型。与之相似,大卫·安东尼(DavidW.Anthony)提出了移民的多种类型。他指出,移民从来就不是单向的,人们也很少会移入未知或者无人居住的地区。根据他的模型,文化并不会整体迁徙,而通常是“范围有限、目的明确的一小群人”迁往一个通过此前的交流已经有所了解的地区。这些人通常会和故乡保持联系。他进一步强调,迁徙的人群通常不会向空无一人的区域移动,会在途中和目的地遇见其他人并以各种方式和他们混合。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给出文化交流和影响的理论,安东尼的观察却显示出多维度研究的必要性。从另一个方面讲,不论移民还是其他形式的移动,都应该考虑当地的先决条件和原因。论及中国西南及其邻近地区,我们遇到的是一种极其多样的自然环境,不同生态区在这里以一种特殊方式互相交融。高耸山脉之间的深谷及主要是自北向南流动的密集河网连接了各个方向的多条道路。这使多样、多向的交换成为可能;或者可以说交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各种经济和资源分布不均。鉴于交换路径的多样性,不仅仅需要考虑被广为引用的“草原联系”,还要关注和西藏、印度、东南亚及其他或远或近的诸地区之间的联系。近些年把云南和四川同印度、东南亚大陆、西藏及其他地区联系起来的所谓“西南丝绸之路”是中国学者中特别流行的课题。因为本文主要关注与北方的联系,我不能回顾全部的讨论。然而,我想强调的是,与更北的地区之间的交流并不是涉及中国西南的交换网络当中唯一的部分,或许也不是最重要的。如同西藏大部和中国西南的很多地区,西南亚和印度的材料还有待发表甚至发掘。到现在为止任何关于这一方面的观点只能是暂时的。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西南和西南亚的各区块已被纳入多样的联系网络之中。这些联系的重要性不等,联系的强度和交流的形式在时空上也存在巨大差异。矛盾显而易见:如果一个人想全面综述所有的联系,包括整个网络和所有交流的重要程度,那么概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对当地先决条件及发展进程缺乏了解,做出可靠的宏观概括之前的微观层面的研究目前看似乎是最重要的。首先应当研究生态和地理的先决条件、原材料的供应和当地的经济,因为这些方面可能是寻求或避免和其他地区交流的动机。同样地,必须仔细考虑文化的分布和发展进程,以及所研究地区和其他可能存在交流的地区的年代序列,否则就不可能做出可靠的联系。假设有充足的证据确定一种因素是外来的,下一步应该确定的是这种外来因素的性质。问题的要点是交换的机制及接受外来因素的原因和机制,这是一个汉斯·彼得·哈恩(HansPeterHahn)称为“挪用”(Appropriation)的过程。正如他和其他学者早已强调过的那样,外来因素并非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新情境当中,它们经过了改造,如果不是形制上的至少也是功能和意义上的改造。因此“影响”不是机械地发生,它不仅引起变化,自身也需要改变。影响因人而来,它自身的改变也因人而起。如果不能观察到人群的移动,器物或“观念”从来不会自己传播。如张增祺所言,“任何文化的传播都需要人的行为作为中介”。[1]Higham,C,"TheSocialandChronologicalContextsofEarlyBronzeWorkinginSoutheastAsia",inD.BulbeckandN.Barnard,eds.,AncientChineseandSoutheastAsianBronzeAgeCultures:TheProceedingsofaConferenceHeldattheEdithandJoyLondonFoundationProperty,Kioloa,NSW:8-12February,1988{i.e.1998),Taipei:SMCPublishingInc,1996/1997,pp.821-888.[2]Higham,C,"MainlandSoutheastAsiaFromtheNeolithictotheIronAge",inI.a.RB.Glover,eds.,SoutheastAsia:FromPrehistorytoHistory,LondonandNewYork:RouthledgeCurzon,2004,pp.41-67.